国投瑞银邓航：“看不见的手” 从市场到道德

　　斯密无疑是众多苏格兰思想大家中尤为令人瞩目的一个，然而长期以来，他仅作为《国富论》作者和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为人所熟知。实际上在写《国富论》之前，斯密已长期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道德哲学教授，并于1759年出版了伦理学名作《道德情操论》，后来又对此书作了六次大的修订，耗时31年，直至去世，斯密对此书的偏爱不难想象。1763年，斯密辞去大学教职，作为财政大臣养子的家庭教师陪其在法国和瑞士进行了为期3年的考察，其间有了大量的积累、酝酿和构思，于是在给休谟的信中他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书。”这就是《国富论》的由来和雏形，后历经12年修订和补充，终于在1776年首次出版。当年美国独立。

　　在《国富论》开头，他以著名的制针工厂例子解释了后人熟知的“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的经济规律。随后又对货币起源、商品价格、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地租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其中关于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市场价格（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价值）波动等理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都有相应的借鉴或引用。另外，斯密在《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一篇中，把人们取得的收入分为消费用途和投资用途，进而扩展到一个国家财富的宏观总量也分为这两类，这无疑为后来的微观、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一条可供遵循的学术思路。另外，斯密也对贸易、税收、公共收入和国家支出等众多经济学分支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的衰退和都市的兴起做了翔实追溯，成为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通过分析“劳动的生产物”（指财富和商品）的产出以及在不同社会阶层、职业间的分配，斯密阐明了当人们各自的努力只受抽象的价格信号所支配，而市场上的各种物品均按这种价格被需求和提供着的时候，当认识到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具体可见的需要引导的时候，人的努力就会惠及更多人，并且让我们最充分地利用广泛分布在众多个人中间的具体知识，并以此来克服我们对绝大多数具体的事情的、无法改变的无能和无知。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合宜、友好、正义、自我控制等人类普遍的情感做了分类梳理，认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包括自爱、同情心、正义、交换等，然而人类在本性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自爱”是一种美德，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是一切行动的必要条件，它决不同于“自私”。这点颇似朱熹哲学中“人心”与“人欲”的区分，“人心”指人的感觉与需求,“人心”之合乎性理的状态即为“道心”，而“人欲”的真实含义是“私欲”。因此把朱子“存天理灭人欲”误读为压抑人性的基本感觉与需求，并作为其思想糟粕我是不认同的。扯远了。

　　斯密还深刻地指出了规律运行的人类社会和规则进行的棋局间区别在于，“棋盘上的棋子除了人手赋予的规则之外并无其他规则，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规则，他们完全不同于立法机构制订出来强加给他们的规则。如果两种规则能配合默契，人类社会的游戏便会顺畅进行，否则人类社会将处在极大的混乱之中”。当时正值十八世纪英国手工制造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时期，成长中的资本急需一个自由经济环境和一套自由经济理论，斯密无疑是捕捉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特性和社会心理。同时，斯密也在无意中从另一角度对一百多年后才开始出现的计划经济提出了质疑，即任何忽略“棋子”本身规则的棋局都可能面临混乱和失败。

　　对斯密理论的理解偏差常在于人们普遍将“看不见的手”理解为“市场”，而在斯密的哲学思考中，“市场”显然不是一个本源答案。“看不见的手”这一短语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各出现一次，在前书中这“手”是指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促进社会利益，在后书中指富人雇佣很多人进行生产，而生活必需品（非奢侈品）的分配却与穷人无异，却不知觉地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

　　斯密实际上认为“市场”背后的人性才是真正支配着人类发展的终极动力，道德上的“利他主义”和市场中的“利己主义”同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作为一名基督徒，斯密说过对伟大宇宙体系的管理和对一切有理性和感觉生命的普遍关心，是神而不是人的事情，因此在他看来人性中孪生的“利己”和“利他”心理共同作为推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本因存在，无疑是上帝的一项精妙设计和杰作。就像他在《论分工的原由》一章中隐晦地写道“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但这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

　　虽然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较之《国富论》更细致、更有效的成果，但我们重读这本经典之作时仍不得不惊叹斯密能继承那么丰富、精辟的哲学思想并用于经济学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科学领域还没有一个叫做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它只是哲学的一个从属分支，因此我们也就不惊讶于为何后人经常能从这部开创了一个主流学科的巨著里看到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影子，并由此追溯到伯克、休谟等这些注定要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大家。笔者同时提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也就是一厢情愿地希望能以此小文提醒后人，大师的临世本来就不会仅就某个学科发表见解，而是会从方法论上优化世人的思考模式，让漫无目的的人类走得更稳健，更长远。

　　（注：文中所提《国富论》指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郭大力、王亚南所译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道德情操论》指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蒋自强等译的版本。）